摘要：近年来，国内的中国文学英译出版取得了突出成绩，其对外传播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如何才能使中国文学作品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从译文的层面来说，目前的讨论集中在意译和直译的利弊，即怎样才能既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又兼顾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对此，本文提出借用和类比的观点并进行阐述。首先简述中国文学英译走向世界的概况，指出由于海外学者的主动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已在海外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研究传统。同时，这些作品（英译）尚未在普通民众中引起明显反响。针对此一现象，本文认为中国文学英译应当利用英语文学知识的普及度，借用其名言名句并将中西文学加以类比，使英语读者产生联想，赢得认同并引起共鸣，以此进一步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面。

关键词：中国文学英译；中西文学借用与类比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13）01-0091-07

一、引言

当前，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绩，2012年4月的伦敦书展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作为此次书展的主宾国，首次设立“中英互译出版成果展”，分为“中国出版的英国作品”（精选展品700种）和“英国出版的中国作品”（精选展品300种）两个部分。其中，后者的“文艺”部分包括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李白杜甫诗选》、《聊斋志异》、《鲁迅短篇小说全集》、《围城》等十余种；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的《边城》、《骆驼祥子》、《古船》；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节日》、《中国古代发明》等详见中国主宾国官网首页的“参展书目：中国翻译出版的英国图书目录”（1）、（2）（http://www.chinaxwcb.com/zhuantibaodao/2012ldsz/2012ldsz.html），以及中国主宾国活动官方网站（http://www.chinagoh.org.cn/201203/09/c_122812718.htm）的“参展书目：英国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目录”。。呈现活跃的文学交流倾向，也显示国外出版商对待中国文学英译的积极姿态。

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为例，2012年批准立项的规划项目及青年项目中，共有18项涉及中国文学英译研究这18个项目详见网站http://www.sinoss.net/uploadfile/2012/0229/20120229031516556.pdf（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在学术界的讨论中，一个重点议题是，应当采用何种方式才能使中国文学作品赢得更多的海外读者。对此，一种意见认为，英译出版要做出调整，兼顾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另有意见认为，要尊重原著，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向读者传递原著的韵味。

争论双方各有原因和理由，但有一个共同点：即有必要协调文化差异。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不纠缠于非此即彼的对立观念，而是从中西文学和文化的互通和共识的角度看问题，或许会有新的突破。

二、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程回顾与现状

中国文学的东学西渐具有悠久历史，较早可追溯到明代读物《明心宝鉴》。1592年，在菲律宾向华人传教的多明会（Dominicans）会士高母羡（Fr. Juan Cobo）将其译为西班牙文（Chan 2002: 182）此为手抄的双语作品，书名Beng Sim Po Cam o Espejo rico del claro corazón，其中“Beng Sim Po Cam”是《明心宝鉴》闽南语发音的音译。该译本于1595年被献给西班牙王子斐利三世。。翌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将我国“四书”译为拉丁文（林煌天1997: 449）。在那以后，其他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陆续走向世界（王丽娜 1988）。这些作品借助英译本及其他语种的译本在海外逐渐传播，加上汉学家（传教士）的助力，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研究传统（钟玲2010: 41-52），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其中有影响的多为古诗词英译和研究，包括：韦利（Arthur Waley）《170首中国古诗选译》（1918）、翟理斯（Herbert Giles）《中国诗歌精华》（1923）、王红公（Kenneth Rexroth）《中国诗歌一百首》（1971）、白之（Cyril Birch）《中国文学选集》（1994）以及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中国文学选集：早期至1911》（1996）和《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2003）等。除了学术界，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影响还波及到其他领域，如中国的圣贤和哲人及言论在欧美的著述中时有言及。《瓦尔登湖》（Walden）是美国学者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著，被视为文学名篇，其中多处引用孔子言论，如“Confucius says truly, ‘Virtue does not remain as an abandoned orphan; it must of necessity have neighbors.’”此即《论语·里仁》第四篇“德不孤，必有邻”的英译。其他论及中国的书籍也有提及，如“Confucius, who lived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Jesus Christ, first said: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it\] to others’.”(GeoffroyDechaume 1967)此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英译。又如，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博物馆墙壁上镌刻着一条署名老子的语录：“Go from the harmonious is called the eternal; go from the eternal is called the enlightenment.”据潘文国考证，此段英译的原文是《老子》第55章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引自潘文国《老子英译的文章学批评——以沃勒冈大学博物馆的一段铭文为例》，见“2012年全国翻译高层研讨会”（2012年11月16日-18日，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会议手册》“摘要部分”第54页（第76篇）。。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提到亚圣孟子及其言论：“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门修斯”系误译）见《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第99页。译文中的“格言”原文是：“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上》。吉登斯用中庸之道支持他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可见孟子的影响。英美学者引用孔孟言论佐证其说法，实际上增强了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所以，在介绍和评论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时可资利用，如说Confucius said（as is quoted in Walden by Thoreau）that...，以此消除隔阂，使读者愿意接受。

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英译出版和研究继古典文学之后也在海外发展起来并日益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尤甚）。其中较有影响的英译包括：斯诺（Edgar Snow）《活的中国》（1936）、白英(Robert Payne)等《当代中国短篇小说》（1946）、许芥昱(Kaiyu Hsu)《二十世纪中国诗歌》（1970）、吉布斯(Donald A. Gibbs)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译作书目（1918-1942）》（1975）、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等《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95/2007）、艾迪玛(Wilt Idema)等《中国文学指南》（1997）、莫兰(Thomas Moran)《中国小说家传记辞典（1900-1949）》（2007）、蓝诗玲(Julia Lovell)《鲁迅短篇小说全集》（2009）等。有的出版社推出了英译丛书，如：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小说丛书”（1994-2001），已出版的作品有：鲁迅《狂人日记》（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老舍小说集》（Blades of Grass: The Stories of Lao She）、张恨水的短篇小说集Shanghai Express，安乐哲(Roger T. Ames)等编译的Focusing the Familiar: A Translation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Zhongyong以及梁晓声、冯骥才的作品。另有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集团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精品丛书”，首批包括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和张炜《古船》（后两种于2008、2010年出版）。

研究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也已成为美国学术界的热点。1974年8月，在美国德达姆召开了“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Fourth Era, 1977）。葛浩文（1980: 109-119）在专著《漫谈中国新文学》（香港文学研究社中译本）中专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从美国学者的研究情形谈起”一节，描述了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英译本概况。在美国还出版了几种英文学术期刊，如：《中国现代文学通讯》（陈圣生 1985）；《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俄克拉荷马大学《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2010年10月创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俄亥俄州立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信息中心编辑）。在欧洲，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Nils Goran David Malmqvist）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这项欧洲汉学协会的研究计划由欧美的14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参与完成，分为“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4卷荷兰莱顿（Leiden）的E. J. Brill出版社出版，分别为：Volume 1: The Novel（1988)，Volume 2: The Short Story（1988)，Volume 3: The Poem（1989)，Volume 4: The Drama（1990)。。

海外的中国文学英译出版（古典和现代作品）多是为了学术研究（与国内的英译出版是为了对外传播形成对比），出版主体主要是各个大学的出版社（如上所述），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大陆和台湾的文学作品系列（尽管销量少），以满足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华慧 2009）。现代汉诗英译本的读者也是这一群体（但凝洁、奚密2011: 38-39）。在美国，设立中国文学课程、招收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大学不在少数。一则统计（葛浩文 1980: 114）显示，1953-1979年间产生了近40篇以中国现代文学为题的美国大学博士论文。霍克斯、宇文所安、葛浩文等英美汉学家即是通过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进入了研究领域。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和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兴盛还成就了李欧梵、夏志清、韩南等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者。

从以上对海外英译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由于欧美学者长期的主动接受（出于对中国文学的喜爱），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已经很成功，迄今已在欧美学术界取得了影响。近十年来在英译出版上更是取得了突破，入选标准严格、只收西方文学名著的企鹅经典文库自1973年起开始收入中国文学作品，英国翻译家蓝诗玲称此举为“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Lovell 2005）。至2011年该文库共收入12种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12种入选企鹅经典文库（Penguin Classics）的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如下：Li Po and Tu Fu Poems（1973）；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3）；The Analects（1979）；Ta Hsüeh and Chung Yung（2003）；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2004）；The Art of War(2005); Monkey（2005）；Fortress Besieged（2006）；Love in a Fallen City（2007）；Lust, Caution（2007）；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The Complete Fiction of Lu Xun（2009）；Red Rose, White Rose（2011）.可输入英文书名查询http://www.penguinclassics.com网站。，其中2003年及以后有9种，占总数的75%，增长迅速。

但说到学术圈之外普通大众的接受状况，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活的中国》（Snow 1936）出版后，斯诺致信译者姚克说，虽不时有中美人士向他索要该书，但它“销量寥寥无几，其收入不足以支付数额菲薄的版税预付金。”（金坚范、胡志挥 2006: 76）。王惠民和陈陈合译的《二拍》（Ted Wang and Chen Chen, The Abbot and the Widow: Tal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2004）也是如此，他们除了销售的版税并没有稿费，还调侃说赚钱要等到孙子辈引自《王惠民与其译著〈三言二拍〉》，刊2008年3月4日《新民晚报》。。葛浩文在一则采访中自陈，数年前他曾到书店探访，希望看到自己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但难觅踪迹，而书架上却可见到俄苏、拉美甚至日本的文学作品英译本（赋格、张健 2008）。中国作家徐则臣（2012）曾在伦敦市区多家书店仔细查找，仍寻觅不到中国文学作品。

可见，中国文学作品英译本要想走出海外的学术圈子，进一步扩大市场，还有工作要做。当然，经典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本来就难以拥有众多读者，销量不能成为衡量英译作品的唯一标准（王建开 2012: 18-19）；但确实存在文化差异的因素，所以尽管我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出英译作品，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马琳 2007: 224-228）。另一方面，假如在手法上下功夫，寻找更好的英译策略，例如借用与类比，赢得更多的大众读者并非不可能，本文将就此两点展开讨论。

三、西方名言名句的借用与英语读者的共鸣

中西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文学英译造成阻隔，面对此种情况，可以采取借用的手法，利用西方文学的名著或名言，达到消除抵触的目的。

以《王若飞在狱中》为例，若将此书名译作“Wang Ruofei in Prison”，含义不明且会引起误解。好在译者没有拘泥于字面意思，而是译为Iron Bars but Not a Cage（Yang 1962）。丰华瞻（1980: 39-40）指出，这里借用了英诗“To Althea, from Prison”的诗句“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Nor iron bars a cage;/ Minds innocent and quiet take/That for an hermitage.”（意为：身在囹圄，意志不变。）此一借用应能唤起英语读者的注意，因为它出自诗人Richard Lovelace（1618-1658），他曾在英国内战期间入狱，写下了这首诗。巴金《家》中有一段独白：“难道真是为着死了心，/就从此分手？/甘愿同另一人/锁在一处，/挨到白头？”英译文：“Is this the penalty for giving up hope,/That I must part with her for ever?/And willingly confine myself/With another person,/Till death do us part.”（英若诚译 2008: 54-55）其中最后一句实际上来自英语国家通用的结婚誓词英语结婚誓词全文：I (name) take thee (name) to my wedded husband,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cherish, and to obey, till death us do part, according to Gods holy ordinance; and thereto I give thee my troth.。

又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众人一起道：‘君子成人之美。’”一句，英译文是：“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杨宪益等译 2006），明显照搬英文《伊索寓言》一则故事的结尾用语。译者显然是要利用此则寓言在西方的普及度，唤起读者的联想（虽然不甚确切）。再举几则诗歌标题英译的例子。王维《和使君五郎西楼远望思归》译为“Home Thoughts, from Xilou Tower—Reply to Magistrate Wulang”，《西施咏》译为“She Shone in Beauty—Idyll of Xishi”（王宝童译注 2005: 7， 53），分别使人想起英国诗人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HomeThoughts, from the Sea”，“HomeThoughts From Abroad”以及拜伦（George G. Byron）的“She Walks in Beauty”。同样，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译作“Stopping at Qu E on the Way to My Appointment as Secretary to the General（杨宪益译）也自然使人联想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雪夜驻马在林边》（“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by Robert Frost）。

再有，中国古代寓言《守株待兔》的标题译为“Waiting for a Hare to Turn up”（杨宪益等译2006: 88），尚有改进的余地。比如，若译为“The Farmer and the Hare”，则与西方著名故事《农夫与蛇》的标题“The Farmer and the Snake”结构相似，熟知《伊索寓言》的英语读者一看便知是寓言，容易引发认同感。

不但整段句子，一些英语文学名著享有世界声誉，其题名的用词因而有较高知晓度，亦可加以利用，引发联想。仍以巴金的剧本《家》为例，剧中人物觉慧有一句话：“大哥，你可真听话，你是一条牛啊！”译为：“Juehui: My Big Brother, you are so docile, you are an ox!”（英若诚译 2008: 50-51），固然不错，但如果译作“What a tamed ox you are!”或许能让英语读者想到莎剧The Taming of the Shrew（《驯悍记》）的用语。同理，《霸王别姬》若译为“The Tragedy of the Beauty and the Hero”，则胜过“The Lord Says Farewell to Yu Ji His Concubine”，因其“tragedy”和“beauty”是英语文艺作品的常用词，如Beauty and the Beast（迪斯尼影片《美女与野兽》）和Sleeping Beauty（童话故事《睡美人》），容易使读者产生共鸣。

不仅中国译者如此，汉学家在英译中国作品时也采取相同的手法。霍克斯（David Hawkes）尤为明显，在他的《红楼梦》英译本中即多次使用。如焦大对贾蓉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第七回）译文是：“It was your greatgranddad, whose life I saved when he was given up for dead, that won all this for you, by the sweat of his brow. And what reward do I get for saving him? Nothing. Instead you come to me and you put on your Big Master act.”（Hawkes 1973: 182）这里的“the sweat of his brow/face”比喻劳作，是英语文化的常见词语，源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篇（“In the sweat of thy face shalt thou eat bread.”）。又如贾宝玉所作“红豆词”云：“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满喉，/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第二十八回）译文为：“Still cant swallow food and drink, cos Im choked with tears.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 /Do I look so thin and pale, do I look so blue? /Mirror, mirror, this long night how shall I get through?”译者在此挪用了《白雪公主》（Snow White）的名句（邪恶女王对魔镜的发问）“Mirror, mirror up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of all?”另有一例：“宝钗笑道：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得狠\[很\]。”（第三十七回）英译文：“Youve already got one.” Paochai chuckled.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s just the name for you.”莎剧《无事生非》的剧名Much Ado About Nothing被译者搬用至此。霍克斯用以充作译文的以上这些用语，均为英语文学的名言名句，且来自在英语世界尽人皆知的文学作品。《圣经》、莎剧自不必说，《白雪公主》亦为欧洲流传甚广的童话故事（1812年入选《格林童话》），迪斯尼公司改编的同名动画片（1937）更扩大了其普及度。霍克斯的翻译策略偏向读者，自然要利用这些名言名句。他具有深谙英语文学和文化的优势，使用起来得心应手，以此引起英语读者的共鸣，所以出访英国的中国学者在机场书店见到了《红楼梦》霍译本（王宁 2010: 21）。对此，中国译者可多加借鉴。四、中西文学的类比与中国文学英译的认同

文学是民族和文化的精髓。如果说梦是人的潜意识的体现，文学如神话故事则是民族的精神、信仰等的折射。文学作品及其名言通常在其母国（甚至更广的地区）有极高的知晓度，例如希腊神话、《圣经》和莎剧在欧美，《论语》、《红楼梦》等四大文学名著在中国。

基于此，把中外文学经典联系起来，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是完全可行的方法。利用这种类比的手法，能够降低译入语读者的陌生感并增加他们的接受意愿。

耳熟能详的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其故事不仅能打动东方，也必定能让西方人动容，因为爱情是人类普遍情感和文学的永恒主题。1963年香港拍摄的《梁祝》在推向西方时即取名The Love Eterne，意为“永恒的爱情”（Idema 2010: xi）。如进一步将它与西方的相似故事联系起来，则容易达到传播的效果。据当事人熊向晖（1988）回忆，国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播放时，事前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加上了副标题“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赢得了很好的反响。

另一中国作品《西厢记》英译本的译者亦采用相同的手法，在“Introduction”中提及《罗密欧与朱丽叶》：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is as wellknown in China as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in the West, yet it was written about three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Shakespeares tragedy.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Romeo and Juliet is direct and concrete. The conclusion of the Chinese drama is the reunion of the two lovers; that of the English tragedy, death which reunites the hero and heroine. In the one we see loves triumph over life and in the other, over death.（许渊冲译 2009: 27，35）他在指出二者在中西方的经典地位的同时也比较了不同艺术特色（结局）所包含的思想性。该译本书名使用了“romance”一词，这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历史悠久的一个小说类型，为欧美读者所熟悉并喜欢，他们很可能因此愿意阅读同类的中国作品。

实际上，国外译者在英译中国作品时，亦采用相同的方法。翟理斯（Giles 1916: xi）在《聊斋志异》英译本前言中说，这本故事集在中国孺妇皆知，堪比《一千零一夜》在英语世界的地位：“The barest skeleton of a biography is all that can be formed from the very scanty materials which remain to mark the career of a writer whose work has been for the best part of two centuries as familiar throughout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China as are the tales of the‘Arabian Nights’in all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Giles 1916: xi)

不只于此，他还把美国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的主人公名字直接用做《聊斋志异》一个故事的标题：“LXXIV. A Rip Van Winkle”:“The story runs that a Mr. Chia, after obtaining,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mysterious friend, his masters degree, became alive to the vanity of mere earthly honours, and determined to devote himself to the practice of Taoism, in the hope of obtaining the elixir of immortality.”并加脚注：“This being a long and tedious story, I have given only such part of it as is remarkable for its similarity to Washington Irvings famous narrative.”（Giles 1916: 316）译者将中美的两个故事进行类比并释义，让英语读者知道中西文学之间原来也有共性之处。

上述《梁祝》英译本的译者在“引言”中说，该剧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影响好比《飘》及《音乐之声》在西方引起的反响：“The impact of this movie throughout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out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at of Gone with the Wind and The Sound of Music fused into one.”（Idema 2010: xi）该译本的海外出版商也用类比手法介绍其重要性：“The lateimperial legend of Liang Shanbo and Zhu Yingtai, the ‘Butterfly Lovers—a story as central to Chinese culture as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is to Western culture—also relates a tale of two lovers held apart by social strictures.”引自网站http://www.google.co.jp/books?id=iWMCl5BGgP4C&hl=zh-CN。大意为：该剧之于中国文化堪比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于西方文化。

五、小结

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必然在相互交流中产生隔阂。作为文化交流重要部分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亦面临同样问题。以往的办法是强调原作美好的文化精神，力图让对方读者产生好感。其实，完全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借用对方的文学和文化精华，使他们产生联想和共鸣。中国文学英译完全可以采用英语国家普遍熟知的说法，降低差异色彩。同时，亦可借助类比的手法（和合与互文），将中西方共有的观念（如爱情、友谊等）联系起来，减少抵触，建立认同感。

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很好的实践例子。除了本文前述的例子，我国的译者还将政治名言运用于政治文件的翻译，如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原文来自：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之“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译为：“... ensure that development is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with the people sharing in its fruits”（王平兴2008: 45），系借用了林肯《葛底斯堡演说》末尾的名句《葛底斯堡演说》的原句为：“...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反之亦然，中国拥有得到各国普遍认可的文学资源，如前述的古典和现代文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应当加以挖掘并恰当利用，以达到好的接受效果。外国文化机构甚至利用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故事和文化象征推出了产品，如迪斯尼公司根据我国民间传说改编的《花木兰》（Mulan, 1998）、梦工厂以中国武术及国宝为题拍摄的《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2008），都很成功（Landreth 2011）。这两部动画片之所以在各国很受欢迎（包括中国观众），就是借助了广为人知且受人喜爱的中国文学传统形象（添加了西方元素及爱情主题），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做了很好的宣传和普及，值得借鉴。

在不影响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文化形象、政治正确）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应更多关注自身文化特点与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关联度，拉近二者的距离（周明伟 2012）。运用相互接受、共同认可的中西文学和文化知识，择其善者而用之，巧用对方的心理来传播自己，减少对抗和冲突，趋向共识；再借助有力的大众市场推广例如，2012年4月伦敦书展期间，英国连锁图书销售商WH Smith集团（www.whsmith.co.uk）开展“中国主题图书推广月”活动，在希思罗机场和市区的数家连锁书店设立中国图书展销专架，展出数百种由中图公司提供、根据英国市场情况和读者口味精选的图书。（朱侠 2012: 4），以赢得更多的读者，在这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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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清平）

收稿日期：201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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